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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院士:静静的旅程 | 70周年·同心同行

来源:默认部门     作者:新闻中心     发布时间:2019年09月27日              

  人们常说,人生如梦,我看人生更像旅程。翻云覆雨者一生轰轰烈烈,凡夫俗子一路鸦雀无声。因此,我把从1956年考取清华大学到2018年退休,这62年学习和科研过程称为“静静的旅程”。

  经过十年打基础,我迎来了科研生产第一线工作的三十年(1965-1995)。这是我国百业待兴的年代,也是国际电信网络从模拟向数字化转换的年代。

  首先,在电信网络原有技术体制基础上,全面实现了数字传输、数字复用和数字交换;随后,在此技术基础之上,研发成功现代电信网络技术体制:公用交换电话网(PSTN)、互联网(Internet)、电缆电视网(CATV)、和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

  我国抓住了这历史机遇。当时的第19研究所和后来的54研究所,在国内率先取得了代表性成就。我们这一代也有幸经历了这段激情奉献的岁月。

  其中,从1978年开始,15年间11次参加国际电信联盟(ITU)工作组会议,是我非常难忘的一次人生旅程。

  ITU所属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CITT),后来改名为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委员会(ITU-T),其下属很多工作组,我参加的是“数字网工作组”,主要任务是讨论提出有关电信网络总体技术方面的建议书。20世纪70年代的建议书其实就是国际电信标准,与现在不同的是,形成国际建议的前提是放弃专利。那时候,CCITT的主要任务是电信网络数字化。

  当时,出席国际电信联盟有关会议由中国邮电部主管,我被指派出席数字网工作组会议。事先在北京邮电研究院集中准备一个月,主要任务是阅读讨论各个国家和企业提交的“白色文件”,这类文件内容很丰富,而且数量很多。出席日内瓦工作组会议通常是四周,这基本上是拼命的四周,首先是时差迟迟调整不过来,其次是不适应中午连续开会。白天开会主要依靠同声翻译,而翻译们又不熟悉技术内容,所以晚上借助翻译记录和临时文件整理笔记,不得不常常拼命到深夜。待4周会议坚持下来,已经是精疲力尽。回国之后接着是技术总结,又是一个月的日日夜夜。最后是向邮电研究院领导汇报,回到所里再向所领导汇报。如此就是3个月。

  当时,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成员除了我之外全是邮电部的人员,起初这些邮电部的人员基本上是出席一次就换人,而要求电子部的成员不许更换。因此,我一做就是15年。

  15年间,我借助参加国际电信联盟(ITU)工作组会议积累的知识,在国内首先创建了数字网专业。最早是研制复接器,每逢我出席日内瓦会议回来,立即组织几个人进行复接器研制工作。这研制工作几乎是与日内瓦会议同步进行,会议提出一种建议,我们就研制成功一种;再去开会,再研制;后来,我们研制的新型复接器也在会议上以“白色文件”形式发表了。真正可谓“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在此基础上,我于1983年出版了《数字复接技术》,1990年出版了《数字复接技术》(修订版),随后,在美国翻译出版。

  对待技术交流,我始终抱着既学习又开放的态度。

  有一次,在北京邮电研究院写总结,邮电部重庆研究所所长与我们一起聊天。他说:“这电子部与邮电部相互保密,很不应该。”我说:“我们电子部不是这样。”他说:“那么我去看看你的复接器。”我说:“那好,明天就去。”

  第二天他带了一位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同志同我一起到了石家庄看了我们的复接器。

  不久,他们又派来几位直接做复接器的技术骨干,我把我们研制成功的“采用正码速调整技术的二次群准同步复接器”的全部资料给了他们。此后,他们也研制成功了这种设备,并且请我赴重庆参加鉴定会。后来,邮电部武汉研究院也要做复接器,于是我又被邀请到武汉研究院讲课。就这样我与邮电部同仁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经过二三十年之后,当年听过我讲课、看过我书的年轻人,很多位都成了院长、总工程师或各级领导,有时在会议期间他们会突然称呼我“孙老师”。在我不知所措时,他们常常会这样解释:当年你给我们讲过数字复接课程,或者说,你的《数字复接技术》我们人手一册。而我则欣喜于中国电信技术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

  由于电信技术数字化不涉及电信网络的基本技术体制问题,我国充分利用了ITU的研究成果,当时执行了适当的技术政策,充分发挥了技术精英们的积极性,利用十年左右时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电信技术数字化,为后续电信网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期间,很荣幸,我主持研制了我国最早的长途散射数字传输系统;主持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代准同步数字复接器;主持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代用户数字程控交换机;主持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代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主持了中美合作第一代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试验试用网络。某种程度上说,我参加了我国电信技术数字化的全过程。

  在此过程中,我国电信技术在国家重大工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92年,经过全国公平竞争,我研究所有幸承担了三峡工程通信网总体工程设计。这是一项工程专用电信网络。覆盖宜昌总指挥部、三斗坪工区指挥部和三峡施工地区;同时,与武汉、北京联通。宜昌指挥部当时都是临时建筑,一片忙碌景象;宜昌到三斗坪之间的专用公路上可谓车水马龙,三斗坪当时似乎就是长江边上的一块平坦高地;那施工地区当时还是排出江水的大深坑,在建设大坝基础。

  三峡工程通信网总体工程设计,就技术而言难度不大;就设计而言工作量也不大。但是,这项设计充分利用了我国当时几乎所有的最新技术装备。我能够参加如此伟大的工程,深感自豪。

  1995年之后,我退居了科研生产二线、三线,但是,依然坚持从事电信理论研究、技术支持和人才培养工作,整编了《电信科技全集》和参加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为国家电信事业发展“发光发热”。

  时光荏苒,我们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到伟大复兴,家梦连接着国梦,我们这代人付出了激情、热血甚至生命。回头再看,我和我的老伴一边欣赏着翻天覆地变化的太平盛世,一边回忆我们这静静的人生旅程。现在,我们这对“80后”继续走着漫漫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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